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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社会主义经济学新纪元”

发布日期:2023-12-18 14:35    点击次数:151

  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总是要以实践为基础的。近代以来,在探求富强之路的实践中,中国人孜孜以求指导经济振兴与生产力发展的良方,并在鉴别、争论与扬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

  从协调分配到增强生产——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更多聚焦国家治理,在货币、财政、物价、土地等方面颇有洞见,对现实政策与经济运行影响深刻。

  近代以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家更关心如何“分好蛋糕”。如唐甄的《富民》主张协调好民众生财与政府取用之间的分配,尤珍的《进呈经义》将经济政策简单化为加赋以富国或减赋以富民的二选一。

  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西欧的经济分析方法、学术范式与理论体系加速发展。1776年,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发表了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主张国民财富的增长来自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开辟了财富创造研究的新领域。

  鸦片战争后,一些国人开始思考如何借鉴西方发展经验、建立新式工商业。主张自由贸易与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英国古典主义,成为国人最先接触的经济学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创设军民工业。

  随着洋务派不断推动“自强”和“求富”的变革,并积极兴办新式工厂和书局,到19世纪70年代末,不少国人已经以识洋务为荣,希望模仿欧洲以富国强兵,通过建立新式产业以做大经济增量。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提出,西人富强源于“以工商为先”,中国也应以工为基、以商为纲;维新派陈炽总结,西人学说要义在于先富民后富国;留法归国的马建忠主张建铁路以为“富强之基”,并建议赴英法资本市场发债筹资。

  从管中窥豹到广泛涉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战败的冲击促使中国更积极主动地向海外探寻富强之道。严复在翻译斯密《国富论》时就直言,研习外来经济学说有着关乎“中国之贫富”和“黄种之盛衰”的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各种流派的经济学说纷纷涌入中国。比如,1901年《译书汇编》杂志节译德国历史学派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主张后进国家在发展之初应施行自由贸易,以尽快从“荒僻之区”变为“繁盛之地”;“稍进于富强”后实施保护贸易,以培育生产力;工商业成熟后再转为自由贸易,进而“与他邦角逐”。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也于这一时期传入。1898年,广学会版《泰西民法志》翻译英国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著作《社会主义史》,介绍了自圣西门以来的社会主义思潮,明确提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此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20世纪初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论战中被反复引用、论述。

  1905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提及《资本论》部分内容,认为应限制资本减少“贫富悬隔”。孙中山在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的演说中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既富强国家,又能防范“资本家垄断之流弊”。

  从“贫富两阶”到双管齐下——

  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打破了各界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国人进一步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

  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等学者注意到西式现代化可能导致“贫富两阶”,主张优先复兴农业、建设广大农村,以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生产过剩等诸多弊疾。不少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如杨铨、吴景超、张培刚等,则呼吁不遗余力建设工业,以实现真正经济进步、摆脱列强侵略。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设想,主张经济革命与社会革命双管齐下。李大钊提出,要“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对内铲除掠夺阶级,对外抵御经济入侵。陈独秀强调,只有以劳动者革命改变生产制度,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真正挽救中国命运。瞿秋白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中更明确指出,只有先经工农革命解放,再“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才能经济独立,避免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中国共产党人对产业建设方向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各种思考与论述,一定程度上受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所影响,但在根本上取决于中华民族伟大觉醒这一内因。志在富强国家与复兴民族的进步分子,广泛吸收海外先进思想,逐步发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探讨中国问题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科学性、人民性、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具有人民性,因而与中国本土丰富而朴素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契合。

  以民为本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主流社会思潮。从儒家经典《礼记》的大同社会理想到明代思想家何心隐的“聚和堂”乡村试验,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设想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探索,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传统“具有鲜明而持久的社会主义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在精神内核上有其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具有科学性,因而能够帮助中国超越空想社会主义,以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运行与历史发展。

  既往各种乌托邦理论和实践之所以沦为空想,是因为它们总试图追求一种超脱历史和时代的绝对理想范式,而不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来选择合适的策略、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以深入理解社会基本矛盾、经济运行规律和历史发展逻辑为前提进行科学预判,既不同于儒家大同思想,也异于之前的乌托邦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为中国人科学认识和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理论武器,从而走向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具有发展性,能够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自我革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可能。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入之初,便有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不能僵化套用其理论教条,而应当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创新。

  李季认为,马恩“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其理论见解独到但也受当时环境所限,后人当依现在情形加以调整,“断不可一味盲从”。

  李达强调,必须研究中国经济以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进而建立能够指导中国经济改造的新理论。

  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长期探索与实践中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学要继续以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扎实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